抗日战争的硝烟未散，乔柏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胶东支队，并且出人意料地成了一名军医。大学毕业后，做为一名病理大夫，炼一双“火眼金睛”。 在他的带领下，病理科的科研始终走在山东省前列。

涉深水者得蛟龙

1926年12月26日，从莱阳县高格庄乡西宝村一间破败的老屋里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响亮、有力的哭声划破了山村寂静的夜空。这家的主人姓乔，他虽然目不识丁，却为儿子起了一个极富文采的名字——柏生，他希望儿子能像村前的柏树那样，健康、茁壮地成长。

岁月如流，春秋更替，转眼间小柏生已小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内一所名牌中学，就要负笈远行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问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这位与毛泽东同月同日生的中学生，当时虽然未必知道毛泽东的这首诗，然而当他挥泪告别父母，步出乡关的时候，心中无疑抱定了“学问不成誓不还”的决心。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假如此去学问无成，不但对不起自己的十年寒窗苦读，更对不起卖掉家里仅有的三亩薄田供他上学的父母。

三年的中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年轻的柏生回乡当了一名教师。当抗日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胶东支队，并且出人意料地成了一名军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已经有两年临床医疗经验的他被选送到白求恩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深造。刚一跨进大学校门的乔柏生，就被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学识渊博的老教授、设施精良的实验室所吸引，整整五个春秋，他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劈波斩浪于浩瀚的医学知识的海洋中，贪婪地吸吮着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精华。宿舍——课堂——实验室——图书馆，这就是他五年大学生活的轨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学毕业后他留到齐鲁大学医学院，做了一名病理大夫。

病理学最常用的研究手段是观察，大到对检材及病变组织形态的观察，小到对病变的细胞、亚细胞的细胞学观察和超微结构观察。这就要求病理科大夫必须有一双孙悟空式的“火眼金睛”。为了炼就这双“火眼金睛”，乔柏生付出了超出常人几倍的艰辛。

乔柏生随身带有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的，而另一把则是病理科资料室的。所谓资料室就是病理科保存病理切片的资料库，这里保存着自齐鲁医院始建病理科以来几百万张病理切片，真正的“火眼金睛”就是在这里“炼”出来的。

按规定，一个刚刚从事病理工作的病理科大夫，三年内无诊断权，他必须利用这三年时间看完十几万张病理切片后方可独立下诊断，而乔柏生刚到病理科的头三年却看完了当时资料室仅有的三十多万张病理切片。白天的时间不够用，他就偷偷配了把资料室的钥匙，利用晚上的时间看。有人粗略估算了一下，假如一年按360天计算的话，乔柏生至少每天要看300张病理切片，这比规定的阅片数整整高出了一倍。

医学知识的海洋广袤、浩瀚，它在逐渐抛弃已经干涸的小溪的同时，也在不断汇入新的河流。随着超微病理学等新的边缘学科和学科分支的建立，病理学已不仅能从细胞和亚细胞水平，而且深入到能从分子水平，从人类遗传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等去认识有关疾病，研究疾病的起因和发病机制。在医学海洋中搏风击浪初尝乐趣的乔柏生已不再满足于采撷一两朵浪花，他要涉深水擒蛟龙。

为了跟上知识不断更新的步伐，乔柏生订阅了十几种病理学方面的杂志，他那间仅有十平方米的书房也堆满了近千册病理学方面的书籍。多少个夜晚，多少个节假日、星期天，在书房、资料室、图书馆，人们总看到他在不停地读啊、看啊、写啊。几十年下来，他到底看过了多少杂志，读过了多少书，无法统计，只知道仅他做的读书笔记就有29大本，近50万字，读书卡片1万余张近100万字。

“天道酬勤”，经过修炼，他的“火眼金睛”终于“炼”成了。

在乔柏生的带领下，病理科快速病理的诊断符合率达98.7％，比卫生部对三级甲等医院的要求高出近14个百分点；以乔柏生作为中坚力量的山东医大病理教研室成了山东省临床病理研究的中心和领头羊，山东省每年千余例疑难病理在这里会诊，其中经他诊断的在500例以上。

在乔柏生的带领下，病理科的科研也始终走在全省的前列，仅他自己就获得了卫生部科研成果乙级奖，山东省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山东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二等奖等大小10余项科研成果奖。

“忘己爱苍生”

1997年8月11日下午二时，济南英雄山公墓告别大厅，哀乐低回，气氛庄严肃穆，乔柏生教授的追悼会正在这里举行。大厅的正中央，乔柏生教授的骨灰盒安放在鲜花翠柏从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大厅正面的墙上悬挂着乔柏生教授的大幅遗像，遗像两侧摆满了花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用鲜花扎成的花圈，它紧紧地挨着乔柏生的骨灰盒，是那样的依依难舍。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父亲大人千古，女儿小芳泣挽”。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乔柏生膝下只有三个儿子，从哪里又冒出这样一个女儿来呢?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刚要下班回家的乔柏生，在走廊上被一位面容憔悴的姑娘拦住了。经询问，姑娘叫邢芳，家住滨州地区农村，一年前无意中发现自己乳房上有一硬块，遂到医院就诊。医院检查结果为乳腺癌，需切除一侧乳房。这对于一个刚满23岁的未婚女青年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姑娘傻了、懵了，整整两天水米未进。经人指点，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济南来找乔柏生。谁知屋漏偏遭连阴雨，在来济南的车上，姑娘的钱包又给小偷偷走了。下了车，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整整找了一个下午才找到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找到了病理科，找到了寄托她全部生命希望的乔柏生。

听完姑娘的叙述，乔柏生的胸口像压上了块大石头，沉重地透不过气来。他把举目无亲的姑娘带回家，让老伴给姑娘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第二天一早，他拿了一千块钱为姑娘办理了住院手续。其后，又亲自领着姑娘做检查，取活检，看他那关切的神情，俨然自己的亲生闺女在生病。

几天后，病理结果出来了，乳房纤维腺瘤，无需做乳房切除。

姑娘感激地跪倒在乔柏生面前，认下了这个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慈祥的“父亲”。

有人说，乔柏生在处理与病人关系的时候常常会“错位”，他经常把自己放在病人亲属、朋友的位置上。有时候，其为病人的病情担心、迫切希望病人痊愈的心情让人分不出乔柏生与病人亲属到底哪一个与病人的关系更近。四十五年中，类似前述“错位”的事情很多很多，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找到“回归”的感觉。记得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两句诗“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细细想来这两句诗像是特为乔柏生所写。

四十五年春秋更替，四十五年沧桑变幻，四十五年间乔柏生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忘己爱苍生”这部动人乐章中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学过病理学的人都知道，病理学常用的观察方法有五种，而其中最基础同时也是最脏、最累的方法就是“大体观察”。做这项工作不可避免地要用手去接触病变组织本身。通常这些工作，都是由低年资的大夫来完成，且做此项工作时都要戴上乳胶手套，以免感染肝炎、结核之类的病菌。而乔柏生即使在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教授后也常常亲自动手做这项工作，而且他做这项工作时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戴手套。是他不怕感染吗？不，他是怕。戴上手套降低手的敏感度，从而影响正确诊断。他常对自己周围的人讲，“大体观察”、“取材”看似小事，实则是关系到病理诊断正确与否、人命攸关的大事，千万马虎不得。

在朋友的眼里乔柏生是个宽厚、谦和、慈详的老头，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温和的老头也有“乌云”满面的时候。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给他装了一部电话，没想到不但没有起到“照顾”的作用，反而又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自从装上电话以后，一天到晚铃声总是响个不断，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到二十几个电话，不是请乔柏生会诊，就是请乔柏生讲学。对于这些电话乔柏生总是每响必接，每接必应。有天中午正吃着饭，电话铃响了，是一例快速病理要请他诊断，他二话不说，放下饭碗就走。老伴心疼他，劝他吃完饭再去，他硬梆梆地甩过一句，“病人还在台上躺着，我能吃得下去吗！”

每天听到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看着乔柏生因奔忙、操劳而日渐消瘦的脸，老伴实在忍不住了，终于有一天偷偷拔下了电话线。一连几天听不到电话铃声，乔柏生有些纳闷。及至发现是老伴搞的“鬼”，面对自己四十多年从未与之红过脸的老伴，他沉下了脸，瞪起了眼……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随着乔柏生在医学界名声的越来越大，请他会诊、讲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十几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黄河两岸、泰山南北。他出外会诊、讲学总是利用双休日或节假日，很少占用正常的工作时间。在老伴的记忆中，无论再忙再累，对于会诊、讲学，解决疑难病情这样的事，乔柏生从未推辞过一次，即使因儿子结婚这样的大事。乔柏生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自己的会诊、讲学能在全省范围内培养一批在病理学方面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人才，使全省每个县级医院都能建立自己的病理科，都能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正儿八经的病理大夫，他经常对老伴讲，到那时，我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忙了。

乔柏生曾经的办公室里，最引入注目的是一个上下四层的书橱和墙上挂着的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需要办的事；而书橱虽然不大却放满了书，数了数，大约有三百余册。书橱的最低层放着29本黑皮面的笔记本，随手抽出一本，都是乔柏生生前所记病理学方面的笔记。办公室的抽屉，整整5大抽屉的卡片。卡片如手掌样大，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东西，分门别类，整齐地排列着。有肿瘤的、有乳腺的、有甲状腺的，甚至还有病理学发展史的……凡是与病理学有关的专业几乎都涉及到了。这些书籍、笔记和卡片，乔柏生的家人后来都捐给了医院。

这位71岁高龄的老教授生前对自己所挚爱的事业，对自己所挚爱的患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死后所给予他的事业，给予他的患者的并不比生前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