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学生束怀符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在齐大读了六年，第七年被分配到山东省立医院实习。六年时间里，老师们的为人处世、工作作风、治学态度等，使他终生难忘。毕业后束怀符留校做教学工作，得以与老师们更为密切地接触，继续受教育。下面为束怀符的回忆。

“立足本职，放眼人民大众”

   过去由于齐鲁医院业务水平较高，在社会上的名声及影响很大。我考取齐大就是想做一名内科医师，“治病救人”“手到病除”“光宗耀祖”。新中国成立后，我虽然随学校多次参加过农村卫生工作，进行过卫生宣教、预防注射等，但内心一直瞧不起公共卫生医师，认为他们像“万金油”一样，哪里也可以抹，但不解决根本问题，认为他们知识浅薄。直到有一次高学勤教授上内科课时说，“临床医师在病人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来到医院的病人我们能治好的不过30%；另外30%左右是病人自己好的，我们给他药，仅是缓解症状，促进他们自己恢复；另有很多病人我们治不好，转成慢性病或最终死亡。这部分病人中有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要解决疾病问题应该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有一天，我去请教公共卫生教授张崇德。他表示欢迎我做卫生工作，但是要求我必须具备“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四个条件。即要时时刻刻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卫生宣传，必要时会上会下，校内校外，挨家挨户做工作，不能怕碰钉子。卫生预防工作不是治病，不能立竿见影，有时短期不能见效，要经得起抱怨、讥讽甚至上级否定或不支持，不能生气、不能泄气。一旦发生急性传染病、食物中毒、急性工业中毒时，必须第一个到达现场开展工作。现在就要注意再学些卫生、流行病方面的知识。我听后犹豫不决，苦苦学了七年不够还要再学，受苦受累天天在下边跑，还让同学们瞧不起我，但是放弃又不情愿。

   1951年春，我随孙桂毓教授见习眼科门诊，一天来了一位抱着小孩的农村妇女。孙教授热情、温和地请妇女坐下，打开包一看，大惊，孩子骨瘦如柴，双目混浊、凹陷。教授立即变脸，大发雷霆：“孩子眼瞎了你知道不知道？今后孩子怎么活？你早干么啦？为什么不早来看？”那妇女说：“家里忙，她是个女孩就一直放在炕上没管她。”教授气愤地说：“女孩也是人！女孩也要生活！”

   妇女走后，教授半天都在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办呢？对这类的事情谁来帮他们？怎么帮？”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医务人员坐在医院里怎么能做到“立足本职，放眼人民大众”呢？当个公共卫生医师，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何必计较名誉、地位及别人的不理解。因此，我下定决心干卫生预防事业不回头。

以身作则，培养职业医德

   生化课李缵文教授对我们要求最严。他常说做医生要功底扎实，基础课学好了对临床课才能理解深透。那时生化课除了每两周有小测试外，一学年还要考四次，平均分作为总成绩。第一学期开始我对他讲话听不懂，全靠记忆，当时学习困雉，第一次考试得了63.7分，那时65分才算及格，发回试卷后发现他对每一题、每一点小错误都仔细改过，最后批语是“粗心！逻辑思维混乱！”他说：“做医生，不比做其他事业，一点马虎不得”。他说：“答试卷如同写病历，第一要业务精，第二要分清主次，符合逻辑思维。第三要重点写清楚、写仔细，无关紧要的从简，病历是病人住院或就诊时的档案，是给人看的，必须字迹清楚。”“一个逻辑思维混乱的，书读得再多也不一定是个高明的医生。”这让我们开始感受到了学做医生的压力。

   外科曹献亭教授文质彬彬，讲课生动而幽默，进病房又变得谦虚、温和、慈祥，对病人柔声柔气、嘘寒问暖，从睡眠到饮食、到思想顾虑，逐一解释，在给病人检查中轻触轻按，使病人感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教授教导我们，医生不单是治体病还要治心病，要尽量减少病人肉体及心理精神上的痛苦，要尊重病人。

   赵常林教授在关心病人心情方面除态度温和外，其独到之处是不论病多严重、病情多危急，态度仍然沉着、安详，使病人及家属不致惊慌。有一次我们见习时，一个恶性肿瘤晚期病人问：“大夫，我还能活多久？”答：“还要活一辈子。别着急，安心养病，配合治疗，咱把这一辈子活好。”一句大实话，人人都是活一辈子，但给了病人以极大的安慰与生存的信心。

尤家骏教授是用“母爱”来对病人。他总是慈祥地、慢条斯理地向病人及我们见习者解释病情、症状及治疗，要求病人注意治疗中的事项。安排我们见习病人前，一定要向病人作解释，征得病人同意。有一次我们下班晚了，到门诊后，候诊室空无一人。在诊病室只见老教授和病人对坐桌旁，病人身边一杯茶，二人正在聊天。看完病人后他一再向病人道谢，将病人送出门诊，而我们当时都呆呆地站在那里。

一位好的医生首先必须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人道主义者。尤教授负责麻风病院，每周查房一两次。有一次我们去见习，一进院门，听到一间孤立病房里传出悲凉的歌声，在唱圣经上的赞美诗。从窗口望去，十几个病人各跪在自己床前唱着，其声调如泣如诉，非常悲凉。教授说：这部分病人病情很重，已到晚期，很痛苦。我们尽量体贴地巡慰、照顾他们，但仍然减轻不了他们肉体及精神上的痛苦。我们只好请人教他们唱了这支圣经上的诗歌，使他们可以倾诉苦衷以求得心理安慰。人在最不幸的时候，痛苦无法摆脱时，是需要精神寄托与安慰的。

   记得1977年春夏，孙桂毓教授叫我帮他做有关近视眼的预防的课题，目的是解决下述两个问题：①想探讨一下散瞳前后检影结果，不散瞳的矫正方法。②现在中小学生近视率较高，想调查下山东省城乡中小学生的视力情况，找出当前的影响因素，指导他们如何顸防。教授带来的验光记录密密麻麻的有七百多例，他说这都是近几年自己亲手做的，别人检查的他没要，怕记录不准。还表示学生视力调查他可以亲自参加制订计划，组织、动员及下去调查。我深受感动。十年动乱期间，教授们都人人自身难保，过一天算一天，孙教授还时时想着病人的不便，想着广大青少年的近视与未来的职业的问题。他的思想境界超出了一个临床医师的职责。虽然现在在广大医师中考虑到上述类似问题的人可能不少，但能亲自登记，亲自下农村宣传、组织、检查的恐怕不多。

齐鲁大学节俭成风

   总务长杨德斋教授严把节约关。女生食堂都是吃玉米、小米面粉混合的粗粮窝头，有个别同学经济条件好点，将吃剩的窝头扔在垃圾上，被他发现后说：“谁家里有钱不愿吃粗粮可以，省下来给别人吃，不准浪费。”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曾提出节约运动，杨教授在总务处写了好多“贪污和浪费是极大地犯罪”的标语口号贴在厨房、饭厅及洗手间。女同学中好多人觉得把“浪费”二字的严重性提得太高了，有意见。有人在上边改成“是不大的犯罪”，有的改为“不是极大的犯罪”。后来学生会主席又写了一条“节约水电爱国表现”贴在总务长的标语旁边。杨教授看了生气地说：“多少穷人吃不上饭，点不上灯，喝不上自来水，你们在这儿浪费不是犯罪是什么？”

   李缵文教授的节约若非亲眼所见，很难令人相信。1953年春，有一次我去他家请教一个问题。李师母正在给教授补袜子，是一双白色粗线袜，底上已经补了两层。第一层是大补丁，第一层破了又在上面补了第二层小一点的补丁。现在两层都破了，她把两层拆下来另补。布拆下来后，袜底洞大如鸡蛋。一双袜子补三次，不知还有没有第四次、第五次。当时一双袜子只有三四角钱。教授穿的大衣是一件深灰色“人字呢”的，衣服边全磨成了“毛边”，扣子换了好几种颜色与式样，据说是在国外留学时穿的，已穿了三十年。他常说：“中国底子薄，穷人多，相对的我们的生活已经好多了，不要脱离老百姓，不做无意义的浪费，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该用的地方是哪里？大概是图书馆吧！李教授一生节约，去世后把仅存的钱全捐给学校作为“李缵文奖学金”。

   赵常林教授在工作中非常节约。他带见习时，特别提醒我们，对每一个手术，除术前、术中和术后要充分准备外，对所用酒精、棉纱、棉球、刀口大小、缝合线长短都要心中有数，保证质量为主，不作原材料的浪费。赵教授的节约成为学生的笑谈，说教授半尺长的缝线可以做一个阑尾切除术。

   尤家骏教授是国际权威、一级教授，大家却从未见他穿过好一点的衣服。冬季一件旧毛呢大衣是30年前在国外时穿的，春秋一身旧中山装，夏天的白上衣领口、袖口皆补丁。不认识他的还误把他当做老清洁工。上世纪50年代一个星期天中午，下着毛毛雨，我遇见他打一把纸伞、提一个布包，建议我陪他到西双龙街小店去买肉包。他说：“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平日洗衣做饭很累，从现在开始我星期天放她半天假，让她休息。由我负责买肉包吃，改善生活。平日吃素，星期天吃肉。”我说：“我们职工食堂天天有肉包，谁也可以吃。”教授的这种生活水平在当时是普通市民都能达到的。“文革”中，老教授被多次批斗，精神有时不正常，在劳动改造拉车时，有一次饿了，就抓起煤球当饭吃。

终生坚持业务学习

   我们临毕业时，高学勤教授对全班同学说：“你们读了七年，学到了什么？学校只给了你们一把开启知识的宝库之门的钥匙，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这把来之不易的钥匙。今后要努力学习，不断充实提高，做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好医生。有人把钥匙拿在手里欣赏、把玩、不思上进，业务得不到提高。可能还有人会拿着钥匙招摇撞骗害人害己。望你们自重。”

   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天下午一点多钟，天下雪、地上滑。我看见赵常林教授跛着腿艰难地去图书馆。当时教学八楼图书馆门前平台上已结冰。我去扶他，问天不好还来干么。赵教授说：“近来门诊病人多，很忙，好多天未来图书馆，国际上医学科学发展得很快，不看就落后了。”那是在“文革”期间，赵教授既不能讲课，又不能做手术，也不能查房，如饥似渴地学习是为什么呢？

   1970年，学校全体师生“下楼出院”到农村开课，学校只剩老弱病残及家属。1971年，我与另外两位教师因科研任务被调回学校。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晚上去阅览室查阅资料。有一晚，值班的李同志说：“过去只有李缵文教授来，现在又来了束老师，我只有给你们两个值班。”我心中抱歉。下班时到隔壁阅览室只见全房间开了一盏灯，只有李教授一个人去查阅资料。我对他说：“晚上路不好走不要来了。”他说：“没关系，我就住在图书楼隔壁，是平房，好走。”这时我才想起李教授早已被“造反派”赶到图书楼东首工人都不住的小破屋里了。身居陋室，日夜学习，其乐也融融。

   我有幸毕业后留在学校，住在学校，与原齐大医学院的教授接触较多。诚实是做人的宗旨，试问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名利至上成风，那些发大财的人，有谁是靠诚实起家的？上世纪50年代一个靠薪金生活的教授经济上干干净净的，背着“小气、抠门”的名声，节约了一辈子，仅节省了几万元。况且他是半辈子在不断的政治压力之下自觉节约，自愿支援贫苦学生的。试问那些追逐名利，或贪污腐化，或铺张浪费，或将亿万元为子女存入外国银行，却对慈善事业一毛不拔者，你在李缵文教授面前是什么感觉？

   尤家骏教授随时关怀病人的作风与精神像不像是“自找麻烦”或“多此一举”？但他给齐鲁医院树立了威望。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医患关系好像也成了买卖关系。有的病人一住院就主动给医生送红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与健康，因为他怀疑医生的道德与人格。如果今天的医生都像老教授们的工作态度，那该减少多少医患矛盾与纠纷？

   孙桂毓教授30年前所做的课题，放在现在绝对是微不足道的，实习大夫也会想到当课题做，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就不同了。那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许多“左”的影响尚未肃清；科研无经费，出差下乡自掏腰包；大型现状调查作为内部资料不能在杂志上发表。无名无利的事他做到了，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克服了种种困难而做的。对比过去，今天的教授们啊，难道你们不感到幸福与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