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齐鲁医学教育的发展。在它的影响下，有三所医学院校迁到济南与齐鲁大学的医科合并，另外还有一所暂时合在一起。1916年10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的65名学生和教师惠义路(Dr. Edwin R.Wheeler)来到济南，惠义路1917年成为齐大医科的外科教授和医院院长；1917年2月，金陵大学医学系的14名学生迁到济南；1917年9月，汉口医学院的12名学生在老师纪立生（Thomas Gillison）率领下来到齐鲁大学医科。这样一来，在即将成立的新大学中医科就成为规模最大的一所学院。

   学生如此，师资力量也很强大。任课老师有：生理学和眼科学教授聂会东；临床病理学教授舒尔茨(William Schultz)、寇克伦(Samuel Cochran)；治疗学、内科学教授弗莱明(W．Fleming)；解剖学、外科学教授劳爱(K．Roys)、惠义路；外科学教授巴慕德、斯迪恩(T．Steam)；卫生学、产科学教授章嘉乐(Charles F．Johnson)；诊断学教授麦克鲁阿(W．Mc.Clure)；组织学、胚胎学、解剖学教授施尔德(Randolph T．Shields)；药理学教授培林(W．P．Pailing)；解剖学教授吴超兴、王会文；生理学教授易文思(Philip.S．Evans.Jr.)。

   不久，上海大同医学校，扬州葛夏医学校，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医学堂等，英美教会办的医学院校，也都先后都迁往济南，并归齐鲁大学医科。

北京协和医学院暂入医学院

   洛克菲勒基金会1914年决定参加中国的医学工作，他们派出医学委员会来华研究医学状况，决定尽可能参与到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工作当中，而且所参与的教育工作，应该保持切实可行的高水准，提出一定要用英语教学。之后，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华医学基金会来贯彻他们的意见。1915年4月，中华博医会就此事在上海召开会议，他们提出，如果只是援助用英语教学的学校，那一定会让那些用中文教学的医学院处于劣势。所以至少应该有一所使用中文教学的医学院被提高到一流水平。

   经过一番讨论，大会觉得济南的医学院是最佳选择。

   最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第二个医学委员会来中国调查，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最后形成报告。然后中华医学基金会决定，它不负责支持济南的医学院。但是它提出一个建议：因为它们刚刚接管由5个差会办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需要为学校建设更大规模的建筑和医院，如果济南的医学院愿意在它们施工期间，接收这里3个低年级的学生，那么基金会愿意提供5万美元给济南医学院进行必要的扩建和购买设备，并在此后分5年拨给10万美元的维持费。这个提议被接受了。1916年10月，65名学生从北京迁到济南。和他们一起从北京来的教员是惠义路，1917年，他成为齐大医科的外科教授和医院院长。

金陵医学院迁往济南

   中华医学基金会和齐鲁大学的协定在中华博医会于1916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得到肯定的评价。出席会议的成员都认为，现在摆在各个差会面前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它可以用来展示通过中文教学提供一流的医学教育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同时意识到，除非大家同心协力提供合适的教学人员，否则这个实验就可能流于失败。鉴于能够使用中文教授医学的传教士人数有限，差会要求放弃华中和华东地区用中文教学的其他医学院，把力量集中用来维持和发展济南的医学院。

   金陵大学的医学系是第一个按此方针行动的，它这么做不仅是由于上述的讨论，而且也由于上海地区发展的影响。起初金陵大学欢迎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建议在上海发展一所医学院，也答应与之合作。但后来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上海的机构不接受金陵大学的医科学生，也几乎不会接受它的任何教师。因此对大学董事会来说，1916年底毕业班一毕业，马上关闭医学系，把当时该系仅有的一年级学生转到济南是最好的选择。1917年2月，14名学生就这样被迁到济南。

   金陵大学的医学系是1913年在刚刚接收了华东医学院的基础上开创的，后者是1913年由下列7个美国差会建立的：南北浸信会、使徒会(Disciples)、南北卫理公会和南北长老会。使这些先前支持医学系的差会全部转而支持济南的医学院是不可能的。新的大力支持来自南长老会，它把曾是金陵大学医学系主任的施尔德(Randolph T．Shields)博士调往济南。后来美国卫理公会也给予积极的合作。

汉口医学院迁往济南

   汉口的联合医学院接着也迁往济南，与山东基督教大学合并。该校是由伦敦会和英国卫理公会办理的。

   第一位从汉口到济南的是一位苏格兰人、伦敦会的传教士纪立生(Thomas Gillison)，他获得过医学士学位。他一直要求差会在医学教学方面进行联合，但希望他在汉口的学校被选为中心。他于1917年9月率12名学生到济南。早在1914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打算为中国医学教育做点什么尚未明朗化时，他为中国差会年鉴写了几段文章，描绘了差会办理的医学院令人沮丧的状况，要求它们联合起来。他在一段文章中写道：“我们教会医学院现在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我想大概有10到12所所谓这样的学院。我们给了这些学校夸大其词的名称，但他们到底如何呢？他们规模太小，挣扎求生，假如有一个教师垮下来的话，学校随时都可能崩溃。因为大多数学院只有二、三个或者四个教员，北京的协和医学院——人员方面情况最好的学校——为了达到有效的教学水平正迫切需要支援。工作极度紧张，需求空前急迫，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教员超负荷工作，教员们经常面临垮下来的威胁。大批学生急切地想进来学习。学费也很容易收起来，但人手和工作负担不成比例。怎样来解决这个困难呢？答案很简单，‘联合’，通过联合每个差会都能受益，因此每个差会都应援之以手。大一点的差会必须拨出它们四分之一的医学人员，到10所已经建立的医学院中去培养学生，每一所这样的学校必须至少有6个外国教师和4名中国教师。除非为进入这些学校作预备，分散的教学不应受到鼓励……”

   纪立生博士在济南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华博医会出版委员会下的编译部工作。这个部门在翻译和修订医学教科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汉口学校的另一教员、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医学士和化学士的麦考尔(P．Lonsdale Mc All)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师，他的主要精力也在翻译部。

   以前一直为汉口医学院提供人员的威斯利卫理公会于l921年派爱理斯(John stanJey Ems)、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和红十字会会员到济南。1919年在他来中国之前，他曾是盖伊斯医院、英国皇家海军医院伦敦东区儿童医院的X光师。1923年威斯利卫理公会派那恩(GIadys V．L．Nunn)——一位受过训练的理疗师到济南医院来工作。

医学教育方面的男女同校

   除了广州的一次尝试，在中国其他地区传教士们进行医学教育时，一直把女学生和男学生分开来，直到1919年中国政府批准男女同校。

   在此要特别提一下1908年在北京组建的女子协和医学院，该院是3个美国差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和公理会的联合计划，后来它成为华北教育联合会( 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的一个组成部分。课堂教育是在卫理公会的女子中学进行的，学校附近的斯理普一戴维斯女子医院被用来进行临床教学。上课使用中国官话，医前期教学由被称作华北女子联合学院的文理学院承担。但这个学院在1920年时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因此按燕京大学政策，医前期教育要使用英语，以便为学生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作准备。后者由中华医学基金会接过去后，实行男女同校的教育。对女子医学院来说，同协和医学院竞争变得日益困难，因为它们财力徼薄，人手有限。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寇克伦博士(Samuel Cochran)作为长老会的代表于1921年来到齐鲁大学医学院。正如多年以后他在一封信中真实地再现当年的情景一样，他写道：

   “我还能清楚地记起来的一件事，大概是在1921-1922年的冬天，我们有一个客人，他的名字我忘了，他曾当过协和医院的院长（西姆博士DR. Ralph B．Seem），他也当过霍普金斯医院的院长。有一个晚上他和教员们一块儿讨论建立一个教学医院的设想。这对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极为感兴趣的事情，如讨论每一个科室该有多少病床，各层楼中病房、临床实验室及辅助设施怎样安排最合适等等。我很快意识到任何一件所谓合适的事情都大大地超出我们现在的经费来源。

   一个想法冒出来了，为什么不和北京女子医学院合并呢？我们知道女子医学院人手短缺，没有足够的师资进行有效的教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知道女子学院有指望从斯派尔曼基金( Spelman Fund)中得到35万美元。大体说来，她们同样可以从联合中得到与我们大致相当的好处，这对两家来说都是很可观的。我可能在这次会见中或者此后不久提出了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多少讨论，大家就同意我们应该与他们接触协商。合作教育对两所学校来说都不生疏，几乎不用费心讨论，此后的经验证明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任何困难。

   我忘了当时谁是院长，可能是惠义路，但他们派我作使者，也许因为是我提出并且热衷此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和一群神情紧张、心情迫切的妇女们在北京的那一上午漫长的讨论，也不会忘记她们提出的那些追根刨底的问题。我也感到相当的紧张和迫切，因为我相信我的使命，想让它获得成功。我就像走在一根绷紧的绳索上，既要实实在在地答复她们的问题，又要不作出超过济南同事们所能履行的承诺。她们问我是否打算让男人当教授，而女人只能当助教！在会谈结束时，有人提出一个事实上并不坏的问题：一旦她们参加进来，并为联合放弃一切，她们将得到什么保证，确保她们将来受到公平的对待。我只能回答她们，唯一保证就是相信我们合作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们，我来找她们的目的就是需要她们35万美元的陪嫁和她们这些人来充实我们的师资。最终结果很好，她们同意了。我想在双方的教员中没有一个人会为加入联合有一丁点儿的遗憾，哪怕是片刻的遗憾。那次会谈尽管紧张，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毫无疑义，联合使两个学校都得到了加强。”

   寇克伦博士的建议被华北女子协和医学院接受了，并获得了有关的差会董事会的批准。1921年来中国的巴顿教育委员会(Burton Educational Commission)也同意这个决定。于是，女子学生宿舍（后来被称作雷那德宿舍，中文里称为景兰斋）在济南1923中矗立起来，女教师住宅也盖起来了。这一切使得l923年9月医学院的入学年级和医预科的两个班级中可以招收女学生了。1924年2月，从北京转来两个班的女生和医科班的男生合并到了一起。一起到来的还有5名教员：北长老会的雷那德博士、斯考特博士和威德尔博士；卫理公会的希丝博士和毛根博士。

   正如医学院1925年年度报告中说的那样，男女合校教育有条不紊：“本年的经验使我们更为确信医学教育上男女合校的可行性。女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找到了她们自己的位置，迄今为止，我们从没有感到在任何情况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什么大的困难，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为未来感到担忧。当我们看到两个团体合作的优越性与日俱增时，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有理由庆幸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步骤。”

   仅能容纳110张床位的大学医院对扩大了的医学院来说，显然是太小了。女教师们感到用于妇女儿童的设备尤其欠缺。建造新医院的计划日臻完善，但1927年的革命使得新建筑物的开工不得不推迟到1934年。

（据《齐鲁大学》《百年齐鲁医学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