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聂会东在登州开办诊所和学校，医科办学由此开端，聂会东也因此成为“齐鲁医科”最早创始人之一。自聂会东后，越来越多医学传教士认识到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的重要作用，海外宣教部先后派遣多名医学传教士，先后在登州、潍县、济宁和沂州府等地建立医院。教会医院和诊所逐渐成为山东差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日渐发展。

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

   与教育事业不同，传教士最初开办医疗事业出于自身需要。早期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山东，水土不服，生活条件差。由于缺医少药，传教士面对灾难往往束手无措。《郭显德牧师行传》中描述了登州差会的困境：“登州府自设立教会以来，十年之内，未有医院，教士有病若不自己设法医治，必无生望。否则坐苫子到烟台求医施治，故往往有紧急危症，不待旋踵，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者……传染相连，使人惶惶若此之甚也。郭牧师虽习过医术，然蒙古大夫，不可以治君子。狄师母虽自备小药房，以备不时之需。然其中所有不过原料之蓖麻子油，及鸦片樟脑酒之类。学生得痢疾，则以蓖麻油攻之，学生闹肚子，则以鸦片樟脑酒止之，然不轻易发药。”

   这让他们意识到医疗工作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性。1863年海外宣教部在报告中指出：“登州的弟兄迫切要求派遣一名医疗传教士常驻登州，因为方圆五里内没有任何医生。”1868年狄考文在信中写道：“派遣一名医生，将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海外宣教部迟迟未找到合适人员，山东差会一直处于没有医疗传教士的尴尬境遇。1871年，医学博士帕特森（J. P. Patterson）来到登州，只住了几个月，并未留下。1873年，布利斯医生（S. F. Bliss）来到登州开展工作，但他无法适应差会工作，只住了一年多。1878年12月，医学博士克利斯小姐（A. D. Kelsey）到达，至1882年12月离开登州去了日本。从1871年到1883年，海外宣教部共派遣6名医学传教士到山东行医传教，但大都未能长期留在中国，致使医疗事业始终处于低潮。直到1883年，医学博士聂会东来到登州续办医院，山东差会的医疗事业才真正进入稳定发展期。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势力，在山东的布道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而这种异于山东本地的文化能够得以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山东的社会需求和民众的接受能力。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在唐、元、明清之际先后三次进入中国，每次都注重利用医药进行传教，他们在中国一边建立教堂，一边行医术。清初，不少传教士精通医药，他们利用医药为帝王、大臣及贫民治病。他们的这些行医传教活动也成为后来者借鉴的榜样。

   近代来华传教士来自现代化的西方，彼时西方医学取得长足进展，而不可否认，中国的中医理论虽然源远流长，但整个社会的医疗状况并不理想。来华传教士对山东的情况有如此描述：“医药非常缺乏，公共卫生习惯与设施几乎完全缺如，……多数人不知卫生之道，疾病甚多……”传教士们多少熟悉一些西方现代医学知识。他们初到烟台后，看到鼠疫、霍乱等疫病频发，就发放药品，对患者消毒隔离，有效抑制住流行，使许多患者得救。这对缺医少药的劳苦大众来说，其施医舍药的手段十分有吸引力，许多人病愈后加入了教会，使传教士意识到医药对传教的重要性，且其不受地点的影响，因此医疗成为教育事业之外另一种方便的传教方式。美国基督教差会负责人司弼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齐鲁医科”的最早创始人

   山东教会的医疗活动在最初时也是颇为艰难。他们投资有限，规模很小，诊疗所通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收容能力有限，这种状况让有身份的人不敢前往就医，只有贫苦家庭走投无路后才敢来这里碰运气。加上传教士们对这里的生活习惯并不适应，经常来去匆匆，直到传教士聂会东来了之后才出现了改变。

188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会医生聂会东（James Boyd Neal，1855—1925）夫妇到达登州，准备在文会馆设医科，因设备和人员不足，未能如愿，便租赁了一所寺庙的几间房子，用一部分作教室，另一部分作为小型诊所。医科办学由此开端，聂会东也因此成为“齐鲁医科”最早创始人之一。此后，聂会东历任共合医道学堂校长、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校长、齐鲁大学医科科长。1922年因病返回美国。

   聂会东在登州开设医院开展医药工作，卓有成效。1884年，登州布道站报告记载：“聂会东博士的到来使登州布道站备受鼓舞，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助手。”仅1885、1886年，诊所共收治病人四千余人，实施手术百余例。

   但是除了医院和诊所的医疗外，聂会东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推行医学教育，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聂会东最初在山东招收了5名学生。1888年登州布道站报告记载：“聂会东教授5名医学生，这项工作开辟了道路，使福音无处不在。同时，它在上帝的监督下，训练医生，它对中国流行的医学知识和医疗实践造成冲击。”最初的5名医学生全部为教徒，教学费用一部分自理，一部分由差会负责。

   事实上，最初传教士并没有想到要开展医学教育，他们仅仅是为了医疗需要，在诊所招收学徒，授以浅显医学知识，目的是为了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或者传教士，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数有限，成效不高。掌握西医，必须从基本知识入手，只有创建正规的学校，才能真正获得系统的知识。

   随着潍县和济南布道站的发展，聂会东认识到登州不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他也曾提议登州文会馆西迁至济南，但未能实现。1890年，聂会东带领学生来到济南，开设华美医院及医校。该医校1907年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邹平等地所办医院合并，建成共和医道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医学科，聂会东为首任院长。

   聂会东走后，登州医院交给了满乐道医生（Robert Coltman）负责。1893年4月，满乐道也离开登州，到北京发展。慕维甫医生（Walter F. Seymour）1893年11月1日到达登州，接替了满乐道的工作。1910年秋，道德贞小姐（Alma B. Dodd）来到登州为医院培训了一批男女护士，1912年她去滕县定居。慕维甫直到1918年才离开登州到济宁。可能是因为大批传教士及教会学校先后迁至黄县、潍县等地，后来该院也解散或搬迁了。不过，登州医院与登州文会馆一样，也把近代医学的科学种子洒向了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