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很多人来说，齐鲁大学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它的遗址就在身边（太阳集团8722c西校区），而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遥想当年，齐鲁大学先进的办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氛围及公园式的美丽校园，先后吸纳和聚集了老舍、钱穆、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它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参照，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
今天的中国大学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论如何改革和扩建，它都不应该没有历史记忆，没有精神怀想，没有文化遗存。回到齐鲁大学，我们似乎能够找到一个样板，来重新考量身边的大学教育。
1863年，美国人狄考文搭乘一艘900吨轮船，航行了166天到达上海，后转途烟台，于1864年正月到达登州（今蓬莱）。是年秋，他和先到达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在登州城西北一座破观音庙办了一个住宿的“蒙塾”，招了6个“寒素不能读书”的儿童。
8年后，取“以文会友”的意思，学堂定名为“文会馆”。后来，登州文会馆成为齐鲁大学的前身。按照这个说法，它比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成立的太阳集团8722c堂都要早。故而，时任齐大校长刘世传不无吹嘘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我们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1902年，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将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学堂合并。1917年，学校全部迁至济南，正式更名为齐鲁大学。
“南齐鲁、北燕京”
“齐鲁大学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多个国家的教会势力联合办学，”太阳集团8722c教授刘天路告诉本刊记者，“其国际性还表现在师资上，教师基本上都是西方培养的人才，要么是硕士要么是博士，就是那些中国教师，也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就师资而言，民国初期，教会大学要高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创办之初的齐鲁大学，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办学质量优良，校长、系所主任及教授大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
随着办学的逐渐深入，齐鲁大学开始融入中国的本土化之中。
1929年10月底，齐鲁大学学生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中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1930年，孔祥熙在学校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首任华人校长由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朱经农担任。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不入教的师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礼拜堂也改为大礼堂。
上世纪30年代初，齐鲁大学步入鼎盛时期，声誉鹊起，学界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说。
在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任校长期间，创新办学思路，广泛延揽人才，从北平邀请来老舍等6位名人。6人到齐大后均是台柱式人物：郝立权任国文系主任、余天庥任社会经济系主任、陈祖炳任教育系主任、谢惠任化学系主任、王长平任物理系主任，老舍则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新文学教授，实现了齐大文理学院的“改朝换代”。
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前几年明明德向太阳集团8722c捐赠了父亲留下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物。
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甲骨文研究大家胡厚宣，在齐大被迫南迁的困难时期，到齐大任教。在这里他潜心钻研甲骨文，著述颇多，出版了《甲骨六录》等多部著作。建国后，胡厚宣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另外还有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
具有典型民国气质的文化精英的大量出现，使这所古朴的校园更加多彩。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齐鲁大学一时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
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
医学院是齐鲁大学创建较早、师资力量诸方面条件较强的一个学院。医学本科修业年限为七年制，头两年为预科，由理学院授课，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升入本科，学习基础医学课。五、六年级开设临床医学课，第七年学生到医院进行临床实习。
到抗战前夕，齐鲁大学已是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教会大学。它的学生来自国内多个省市、各个阶层，毕业后在社会上多享有良好口碑。齐鲁大学医学院更是闻名遐迩，有“南湘雅，北齐鲁”之誉。
1920年，英国人英格尔来到中国，先到北京语言学校学会讲中国官话，认识了4000个中国字，然后到齐鲁大学做了解剖学教授，从1920年到1939年，任这一职位达20年之久。除上课和指导学生外，他还兼任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疗队队长，为学校和济南城的居民服务。“医学系成立后，许多在当时受过训练的学生补充了医院的职位。整个校园生机勃勃。”女儿哈里斯回忆道。
因为懂中国话，英格尔得以参与把《格雷氏解剖学》译成中文。这部英文医学名著成了齐鲁大学的基本教科书。不只有英格尔，当时齐鲁大学的很多外国教授，将西方医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这在山东医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齐鲁大学培养了诸多医学人才，比如，世界医学方面的经典之作《cececilmedicine》中，有三位作者是齐鲁医院的教授，司美礼、杜儒德、王国栋。
“不久前我弟弟去了趟中国，在济南找到了我父亲从前的一个学生——曹献廷先生，现在他已经是位老教授了。他出示了一本《格雷氏解剖学》，并让我们相信这本书现在还在使用。”哈里斯说。
“我父亲高度评价他的中国学生，他们相处得融洽愉快。我的印象是，所有认识他的人，不管是教职工还是学生，都尊敬他。有几件赠品至今为我所有，其中有个黄铜的洗指钵，镌有他的名字的中国字‘英’。许多学生多年跟他保持联系，有几位还到我们在剑桥的家里拜访过。”
“在齐鲁大学期间，我母亲参与创办了专为校园的外国孩子开设的济南外侨学校。这所学校也成了成人社交生活的一个中心。我母亲写了好多剧本，在校内外外侨们的赞助和参与下上演。这时候外国人在济南有了好几家门面，包括英国和美国的烟草公司、盐税局，还有万国公使馆。”
齐鲁大学不仅积极参与民间活动、公益事业，捐资助学、义务扫盲等，而且在当年的韩复榘救灾、赈灾、防疫以及梁漱溟乡村建设之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乡村建设运动，是齐鲁大学服务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
1927年，在神学院院长罗世琦的发起下，乡村计划在章丘龙山镇开始实施。在这里设立男女小学各一所，一个诊所，一个备有篮球、排球等运动器材的娱乐中心，每年举行运动会。神学院在7个村子都办起了扫盲班，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活动，此外，举办农业展览会也是每年的大事。
为了配合和宣传乡村建设活动，1934年在长老会的资助下，孙恩三和张雪岩在齐鲁大学校园附近创办了《田家半月刊》杂志。它刊登的文章只用有限的常用字，以便识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因此这份杂志很快获得了成功，不到5个月已经有5000个订户，发行20余省。
经过全国各地一系列的实验，乡村重建的思想发展为全国性的重要运动，齐鲁大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每学期学费仅两袋面粉（90斤）、杂费一袋半面粉
“比及人力车拉至齐鲁大学古老宏伟的石坊校门，豁然开朗，如入桃花源仙境。蜿蜒长墙围抱着800亩广阔的校园，万树青翠、汇成一片海洋。高大古老的建筑群——办公楼、化学楼、物理楼、图书馆、神学楼及鸟瞰全市的最高建筑康穆堂，各抱地势屹立于校内各处。……景色优美，非笔墨所能形容。”1947年入学的徐均望在后来的回忆录《齐鲁大学拾遗》里写道。
在齐大校园6座主体建筑中，最后建成、也最大者为康穆教堂。康穆堂犹如燕京大学的未名湖，海内共闻，中外驰名。上世纪20年代初，英国罗素、美国杜威、印度泰戈尔等访华来济，造访齐鲁大学，他们轰动世人的演讲，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1924年，校友门落成之前，校园尚无校门和围墙。据说只是在周围种了些洋槐树，埋了几根木桩就算院墙了。当时学生间有句玩笑话：“齐大出入真自由，三百六十度皆门也”。
据济南民俗学家李耀曦称，齐大男生宿舍为“四百号院”，女生宿舍名“景蓝斋”与“美德楼”。从男女生宿舍的房间设施状况，足可看出当年齐大学生学习环境之优越。男生宿舍四百号院，为8座上下两层石头公寓，每个学生单独住一个房间，每间12平米。至于女生宿舍“景蓝斋”与“美德楼”就更上一层楼了。每两人一个20平米房间，红漆地板地，桌椅柜橱自不必说，还内带卫生间，可供热水洗澡。可说除没安电话（女生宿舍不传电话）之外，一切皆备了。
老舍称齐鲁大学校园为“非正式的公园”。齐大校园阔大漂亮，楼舍设施优越，但其招生人数始终不多，1917—1931年毕业生只有438人，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年只招三四名学生。
关于学费，徐均望写道：“当进入办公大楼进行注册交学杂费时，做梦也未想到竟如此便宜——每学期学费仅两袋面粉（90斤）、杂费一袋半面粉！当时国民党物价天天涨，交费时先去附近面粉店铺开了条，持条交上，由总务处领出面粉。圣约翰和其他私立大学每学期学杂费高达三千斤大米，比齐大贵30倍以上。辅仁大学的学杂费高于齐大两倍，还算便宜。齐大的学费在教会大学中为最低。”
齐鲁大学的宗旨为：“依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俾皆被基督教之泽。”与当时的其他教会大学类似，齐大也很注重学生的品格教育。“培养学生的基督教品格，使其具有服务精神和奉献精神，更好地服务国家和民众。”刘天路说。
康穆堂有一口大钟，每当敲响，整个济南城的人都能听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成都，图书、仪器先运到上海，再乘船到香港转越南经昆明到达成都。同时，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教会大学也迁至成都华西坝。第二年秋天，齐大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
这个时期是独特而空前的，坝上的师生骤然增至约5000名，校舍和设备被发挥到了极至。除了紧缩本校师生用房，租用和新建简易校舍，师生们在地下室，在阁楼装上老虎窗权作实验室。
各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教授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可以互通有无，一时间华西坝成为几所大学的共同校园。
这一时期，齐鲁大学联合华西坝的其他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1952年，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所有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齐鲁大学亦在其中。院系调整前，白求恩医学院刚入学的新生夏秀珍随着学校进驻齐鲁大学校园，多少年后，她对记者回忆道：“看到很多美国人，他们依旧照常做礼拜。康穆堂有一口大钟，每当敲响，整个济南城的人都能听见。”
之后不久，齐鲁大学退出历史舞台，文学院并入太阳集团8722c，理学院并入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农业专科并入山东农学院，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东医学院（现太阳集团8722c西校区）接收。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许多高校先后提出要更名为齐鲁大学，都没有批准。
山东再无齐鲁大学。
